博鱼体育,博鱼体育官方网站,博鱼体育APP下载公开的爱泼斯坦文件中盖茨与身份不明女性的合照，盖茨称这些是爱泼斯坦要求的正常合照。图/BBC，华尔街日报

　　3月初，微软联合创始人、著名慈善家比尔·盖茨收到传唤，被要求就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调查作证。

　　2011年至2014年，盖茨与爱泼斯坦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两人之间的往来邮件显示，这段关系似乎的确如盖茨所说，围绕着一个未能落地的慈善计划。

　　但随着二人对计划的讨论深入，这段对话的复杂底色渐显。究竟是怎样的慈善事业，让盖茨甘愿与这位声名狼藉的金融家保持联络，甚至意图合作？这背后又是否另有隐情？

　　本文将根据目前公开的文件还原这段关系的始末，并提供一个窗口，展现“精英慈善”背后的利益博弈与灰色地带。

　　2011年1月31日20时，由两名盖茨基金会官员牵线，盖茨与当时已被登记为性犯罪者的爱泼斯坦在对方曼哈顿的公寓初次见面。

　　2011年1月31日聚会合照，从左到右依次为摩根大通前高管斯特利、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爱泼斯坦、盖茨、盖茨前顾问尼科利奇。

　　从这次聚会起，爱泼斯坦开始正式向盖茨兜售一个看似“宏伟”的计划：利用自己的圈子和人脉，设立一个专注全球健康的独立慈善基金。

　　知情人士向《》透露，在爱泼斯坦构想中，该基金会将由盖茨基金会提供启动基金，并从爱泼斯坦的人脉以及摩根大通（著名金融公司，当时与爱泼斯坦是合作关系）最富有的客户中募集资金，而爱泼斯坦将从募集资金中收取0.3%的报酬。

　　对爱泼斯坦而言，盖茨是他计划中的核心人物。《卫报》报道，爱泼斯坦在给摩根大通高管的邮件中强调，盖茨是这个构想中“唯一重要的人”。

　　而对盖茨，爱泼斯坦的计划让他看到了一根能够撬动更丰富慈善资源、触及更多人脉的杠杆。据盖茨发言人，爱泼斯坦向盖茨提议合作时，称该计划“将为全球健康相关工作筹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这吸引了盖茨。

　　此后，两人多次会面。2011年末至2012年初，盖茨几次派出团队前往爱泼斯坦住宅与对方进行慈善筹款会谈。

　　2013年夏天，爱泼斯坦向盖茨发送了第一封邮件。这是目前公开的邮件记录中，爱泼斯坦首次与盖茨本人联系。自此，他们不再通过第三人进行交流。

　　爱泼斯坦希望联合盖茨创立的基金会是捐赠者建议基金（DAF），类似慈善投资账户，需由一家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非营利组织（即发起组织）维护和运营。

　　捐赠人将捐款存入DAF后，可以立即获得税收减免。发起组织拥有对该捐款的法律控制权，捐赠人或其代表保留对账户资金分配和资产投资的咨询权。

　　DAF在美国发展迅速，美国国家慈善信托基金（NPT）2025年数据显示，2024年DAF账户数目和投入其中的资金是2020年的两倍不止。

　　美国政策研究所（IPS）研究发现，美国富豪更倾向于捐赠自己参与控制的基金会，DAF是他们除私人基金会外的不二之选。虽然法律规定DAF的捐款控制权在机构而非个人，但DAF结构使然，捐赠人实际上仍对资金的投资、管理以及流向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

　　显然，爱泼斯坦看见了DAF背后的市场和税收漏洞，将其当作一笔可以聚集财富和权力、规避税收、并从中获利的生意。

　　《慈善内幕》审阅爱泼斯坦与盖茨的来往邮件后，表示“爱泼斯坦每月向盖茨炫耀自己在避税方面的种种成就”。

　　2013年夏天，爱泼斯坦在那封第一次直接发给盖茨的邮件中说：“......仅艺术品一项就价值超过100亿美元，而这些资产只有在捐赠给DAF（而非私人基金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税收优惠。”

　　正如IPS指出，由于DAF是为数不多接受包括房地产、艺术品在内捐赠的基金会，捐赠人可以利用他们的DAF账户迅速处置高价值的复杂资产或资助秘密宣传活动。

　　2013年11月，盖茨在邮件中提到自己对DAF计划落地的困惑，并表示似乎应该从“那些对这种模式最为开放的人那里开始着手”。

　　爱泼斯坦于是更加直接地表明：“DAF的灵活性是根据超级富豪们所面临的问题量身定制的。越来越多富豪意识到，自己无法将如此巨额财富直接留给子女。”

　　而DAF账户及资金可被子女继承，且DAF对于善款没有支出时间限制，即存入其中的资金可以无限时保留在账户中。

　　爱泼斯坦遂将DAF比喻为“一笔永久性的资金储备”，可以被下一代利用，并能让他们借助资深专业人士的力量进行投资，加之DAF允许匿名捐赠的特点，还可以“避免母校因杰出校友另有志向而大惊小怪”。

　　他同时强调，自己构想中由众多富豪共同参与的DAF可以集中慈善界顶尖人才、聚集财富，减少分散的家族基金会带来的行政管理难题。

　　2014年1月，盖茨表示已理解爱泼斯坦所说关于DAF的优势——包括税收优惠和资金掌控。但他同时强调，自己承诺管理DAF资金的条件是：捐赠人需预先承诺向他列出的公益慈善项目捐赠最低金额。

　　后续，爱泼斯坦在给盖茨的邮件中持续进行游说，而盖茨对DAF提出的要求也越发明确。

　　另一方面，盖茨仍然坚定地认为这个DAF必须设定支出时间或最低支出额度，“我们不想完全没有任何要求。”

　　由此看出，盖茨对该DAF的慈善影响力有一定的期待和追求，他希望DAF中的资金（起码有一部分）能尽快用于慈善项目，而非无限期滞留账户，让DAF成为富豪的资金中转地。

　　2014年夏末，爱泼斯坦和盖茨开始计划吸引潜在捐赠人。盖茨团队和爱泼斯坦谈及一些成型的计划，但爱泼斯坦看上去对这些计划并不满意，他不断在邮件中提出意见。

　　2014年8月底，盖茨风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科恩曾给爱泼斯坦分享过一份为盖茨准备的对话指南草案，供盖茨与潜在捐赠人交流时参考。

　　该摘要强调，和私人基金会需要遵循大量“额外的税务规定”不同，DAF的首要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提高税收效率”，其他目标包括“以一种受到好评的方式”实现投资管理的灵活性、避免费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2014年12月，爱泼斯坦在自己的宅邸宴请了一群亿万富翁，盖茨在这次宴请中发表了演讲。

　　爱泼斯坦将他这次演讲形容为“一场灾难”。他在给盖茨的邮件中写道：“你需要对他们提问，比如‘你感兴趣什么？你有几个孩子？你有什么看法？’等等......这对你和我们都非常有益。（不仅仅对女性、非洲人、未受教育的孩子、厕所等有益。）”

　　不过，在邮件最后，爱泼斯坦仍然赞美了盖茨的影响力，并邀请盖茨到他的岛上做客。

　　知情人士告诉《》，2014年底，爱泼斯坦曾向一位熟人抱怨盖茨不再与他交流了。而盖茨也在今年2月的内部大会中明确，他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在2014年底结束。目前公开的文件也显示，二人的邮件交流在2014年底以盖茨单方面断联结束。

　　尽管现有的证据都指向两人不再有直接联系，但爱泼斯坦DAF计划对于盖茨的影响似乎仍在继续。

　　2015年，一位对盖茨基金会情况极为了解、并自称最近见过盖茨的人（名字已被司法部隐去）给爱泼斯坦发送信息，称盖茨已将爱泼斯坦DAF的构想“在法律上准备妥当”，且完全赞成爱泼斯坦对于DAF结构的想法，但盖茨现在无法专注于此事，所以他会将其搁置一年，或更久。

　　2017年，一份被公开的长聊天记录文件显示，一个自称次日将与盖茨见面的人告诉爱泼斯坦，关于爱泼斯坦所构想DAF的主意盖茨认为很好，但他的妻子梅琳达不同意，也不愿意让他和爱泼斯坦再见面，他因此感到内疚。

　　爱泼斯坦回复表示，希望让自己的另一个朋友说服梅琳达，给她看看“自己的另一面”。

　　此后，没有更多证据证明两人有后续来往。2019年，爱泼斯坦在狱中疑似自杀身亡后，这份搁浅的慈善计划正式画上了句号。

　　今年2月初，盖茨基金会声明：“最终，基金会并未与爱泼斯坦进行任何合作，也从未设立任何基金。基金会从未向爱泼斯坦支付任何款项，也从未雇用过他。”

　　因盖茨是在爱泼斯坦被定罪后才与其建立联系，《》评价：“这是与爱泼斯坦圈子里许多其他人不同的一点。”

　　据《华尔街日报》，盖茨在2月24日的会议中承认，自己对爱泼斯坦那“18个月的事”（即服刑）有所了解，但并未深入调查。

　　而目前公开的爱泼斯坦文件显示，盖茨及部分基金会核心团队对于爱泼斯坦丑闻的知晓程度显然超过“有所了解”。

　　据《》，2011年两人初次见面后，盖茨在一封发给同事的邮件中称：“他（爱泼斯坦）的生活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且颇具吸引力，尽管对我来说并不合适。”

　　对此，盖茨的发言人回应，这只针对对方住宅的独特装饰及对方随意邀请熟人来与盖茨会面这一行为，“绝不是表达感兴趣或赞同。”

　　据《》，爱泼斯坦曾在与盖茨团队的会面中形容自己所做之事，即向一名未成年女孩索要性服务，并不比“偷一个面包圈”更严重。

　　盖茨与爱泼斯坦的牵线年一封邮件中评价过爱泼斯坦：“既是朋友，也是金融领域的专家，不过也因一些负面报道而声名狼藉。”他在邮件末尾附上了一个“；）”表情。

　　除此之外，盖茨基金会一些员工告知《》，得知爱泼斯坦是性犯罪者后，他们对基金会与对方合作感到震惊，并担心会严重损害基金会声誉。

　　爱泼斯坦甚至在邮件中直接告诉盖茨本人，自己与盖茨的首席财务官讨论合作计划时，对方似乎认为他的“丰富经历”可能会是个问题。

　　2013年，据《华尔街日报》，通过尼科利奇介绍，盖茨的一位婚外情对象、俄罗斯桥牌选手——米拉·安东诺娃与爱泼斯坦见面，希望爱泼斯坦投资自己的线上桥牌教学公司计划。彼时，安东诺娃已与盖茨相识三年。

　　安东诺娃称，对方没有投资她的计划，但在她转而打算去软件编程学校学习后，爱泼斯坦资助了她，并且，她在一年后住进了爱泼斯坦提供的一套公寓。

　　安东诺娃表示，爱泼斯坦将资助她的那笔资金直接付给了学校，而她在公寓时，“没有和他或任何人接触过。”

　　爱泼斯坦对盖茨与安东诺娃的关系知情，这在2013年爱泼斯坦邮箱中两封未发送的、以盖茨基金会内部人员口吻写就的邮件中得到证实。

　　盖茨发言人回应，这两封邮件是爱泼斯坦因为没能与盖茨保持长期关系而感到沮丧，所以造谣和诽谤的内容。

　　但前文提过，2014年，爱泼斯坦仍在与盖茨就他的慈善计划持续进行交流，1月7日的一封邮件中，爱泼斯坦还邀请盖茨去他的岛屿，并表示如果对方与孩子同行，他们也可以在爱泼斯坦棕榈滩的别墅见面。

　　据《》调查，2014年3月，盖茨乘坐爱泼斯坦的飞机从新泽西州飞往棕榈滩，盖茨发言人回应称，并不知道那是对方的私人飞机。

　　就目前公开的文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盖茨参与过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盖茨展现出的最大兴趣，仍是为他所关心的问题筹集资金，并要求大部分资金流向盖茨基金会的项目。

　　但这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无论是爱泼斯坦已被指控的罪行，还是爱泼斯坦设立DAF的真正目的，盖茨都是知情的。

　　他或许无意参与犯罪，但他并不反对与爱泼斯坦合作，也的确曾试图借助对方的金钱及人脉去实现自己的慈善目的。同时，为达成目的，他并不介意用一些“灰色”的手段吸引捐款人，如DAF可能给捐款人带来的利益等。

　　盖茨亦通过其发言人之口承认，自己认识到接受爱泼斯坦有关慈善事业的想法给了对方一个不应得的平台，“这是个失误……与盖茨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基金会的价值观相冲突。”

　　当慈善与巨额财富、权力等因素交织，当捐款人具备了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和意图，往往也是时候反思：慈善的本意是否已经被扭曲，是否已身不由己地卷入利益交换的潜规则。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员、《慈善内幕》网站创始人戴维·卡拉汉说：“精明的捐赠人正将慈善捐赠日益武器化，用于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战争。”

　　许多批评家同样指出，慈善行为常常为那些通过危害社会的手段积累的财富披上体面的外衣，借助不透明的“暗箱捐赠”，使最终受益人仍然是自己、其后代及其所属阶级。

　　但与此同时，IPS也提醒，包括慈善领域在内，人类行为往往受复杂甚至矛盾的动机所驱动，“个人捐赠的动机涵盖真诚的慷慨、团结互助、弥补过失，也包括保全财富、掌控权柄和维护声誉。”

　　因此，对于“精英慈善”的批评和监督也不应偏激，应当避免为其贴上“阶级斗争”等单一标签，确保最终目的是推动建立更加健全的、能够保障公共利益的问责机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