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鱼体育,博鱼体育官方网站,博鱼体育APP下载“胡汉战争”题材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该题材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其与墓主人生平的关联、等方面，取得颇多有益成果。然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例如，在这些题材中，汉方总是处于获胜一方。虽然这可能是时人对于汉方获胜的美好夙愿，但现实中战争的残酷使得获取胜利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该类题材中汉方如何获胜，以及利用何种方式获胜，对完善此类题材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徐州博物馆所藏东汉画像石椁上，有一幅被馆方称为“胡汉交战”的征战画面（图1）。由于这块画像石较为漫漶，加之博物馆提供的线描图，未能完全揭示图像的所有信息，且存在多处错误或遗漏，无疑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截至目前，此幅图像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多次考察后，发现此画像较为特殊，其内容与此前披露的汉画像中所见的“胡汉交战”不同，可能描绘战胜胡方的方式和策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希望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块石椁画像展开研究，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索，以求正于学界。

　　由于图像识读是这幅图像研究的基础，为更好识读笔者重绘线），故将此画像石椁侧板及其图像内容介绍如下。这幅画像石椁侧板分为三个画面，画面之间用菱形纹分隔，本文所论“胡汉交战”画像位于石椁侧板左侧，右方两幅图像分别为“楼阁比武”“乐舞百戏”。根据重制的线描图，这幅“胡汉交战”画像中的人物共有十三人，左右相向而行，分别有四人与九人。左方四人，面部造型奇特，冠饰形状各异，手中并持武器，有弓箭、弩机与戟等，均骑马向右行进。右方九人，人物面部均下巴略尖，下颌上翘，发型各异，分别有须蓬发、披发或光头，不著冠，深目高鼻，所乘有马、车等，并有两人徒步，均向左行进。右方人物中，除有一人御车，其余均手持弓箭。在右方人物中，还有一向左行进的小型动物，似犬。在双方人物中间，还分布着七个圆点，被右方驾驭马车按照五、二分割。

　　原石、馆方线描图与重绘线图的对比与细读，我们对这幅图像的部分内容已较明晰，但还有一些物象仍需进一步辨认，如左方向右行进的人物中，有耳朵高出头顶，与头戴山形冠者，其身份、功能等均不明确。此外，这幅图像中还分布着七个圆点，这些圆点是否为星点？若为星点，那么其指向何种星官？其在图像中的作用是什么？下文拟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阐释。对基本物象的辨认：仙人、山形冠、五车星

　　3），其中1号—4号人物为左方向右行进，5号—13号人物为右方向左行进。5号—13号人物下巴略尖，下颌上翘，发型多样，有须蓬发、披发或光头等，不著冠，深目高鼻。有这些特征的形象在汉代图像中不多见，目前仅见四处，其中河南一处，陕北有三处，分布较为零散。研究汉画的学者，多称披发的形象为胡人，但其具体族属多语焉不详。目前来看，披发的形象普遍见于北方整个草原地带，并不能作为判断族属的唯一依据。好在河南方城县博物馆藏1934年方城县杨集乡余庄村出土的画像石，其中“胡奴门”题刻（图4），为我们判断胡人族属提供依据。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判断秦汉时期的“胡”族属，其中陈寅恪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认为“胡”特指“匈奴”。吕思勉也认为：“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她为北族通称。”俞伟超亦指出，汉画像描绘的“战争”，仅仅是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事，不见于东汉中期之后的故事。结合目前图像信息与诸多史家的研究，本文将其暂定为匈奴。

　　轺车。东汉刘熙《释名·释车》所谓：“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这幅图像中两马拉一车的轺车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可以看到，如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战国漆奁彩绘车马人物出行图。图中的轺车是作为战车使用，《晋书·舆服志》在追溯轺车源流时说：“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很显然，6号人物驾驭的两乘战车，即为《晋书·舆服志》所称的“轺传”。

　　《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杨注曰：“古兵车若非将帅，则御者在中，射者在左，戈盾勇力之士在右。”车左（7号）也叫“甲首”，身背弓箭，负责远射。战车成熟配置所乘有三人，而此幅图像仅两人，可能是工匠的失误失绘，也可能是吸收胡人战车制度所制。亚述纳西帕尔二世（894—859BC）时期发现Nimrud的浮雕中表现战争的图像，战车的车舆中有两人，亦为一御一射。这也印证了学者罗琨研究战车起源，认为商代战车有可能来自西亚的观点。另外，由于战场环境变化与驾驭难度增加，自战国始，轺车作为战车的军事优势已不在，汉朝时，此战车已退出战争舞台。

　　号、12号人物徒步，并作拉弓射箭状，这两人应为隶属于战车的车徒，身份不高，配合战车作战。《春秋左传注·隐公四年》杨注曰：“徒兵即步卒，在车下作战者。”囿于国家垄断，先进的战车，精良的弓箭、戈、戟等武器，乃贵族阶层的专属。平民与奴隶只能充当步兵，辅助贵族之间的车战。8号、9号、10号、13号人物，均表现为骑射形态，其与匈奴及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相符合。其中匈奴多以骑射为主，因此还被称为“控弦之士”。

　　1号、2号与4号人物，手持弓箭、长戟，骑马向右行进。此三人形象怪异，耳朵高出头顶，鼻梁高耸，下巴略尖。汉代艺术中，有上述面相特征的形象颇多，学者多称此为羽人。羽人形象除头顶有双耳高耸外，肩背出翼、双腿生羽最典型，对此贺西林已有详论。而1号、2号与4号人物，其不具备肩背出翼、双腿生羽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形象并非羽人，而更多与文献中的仙人形象相符合，如汉诗《长歌行》说仙人“发短耳何长”，《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仙人若士“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

　　，可能是时人祈求升仙观念下、创造羽人形象过程中，模仿仙人形貌造成的。王充《论衡·无形》记载羽人：“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晋郭璞亦认为，羽人形貌特征与仙人类似，且具有飞行能力，故以此名冠之。《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由此观之，1号、2号与4号人物，非羽人而为仙人的可能性居多，至少，他们具有仙人的某些特征。

　　号人物头戴“山”字形冠，骑马腰间佩弩。汉代图像中有很多的人物均佩戴“山”字形冠，笔者曾讨论过此种冠的佩戴者的身份较高，孙机则认为此种冠为王冠，总之，3号人物的身份不低。笔者观察到，其位置还位于仙人之间，故身份还需结合此幅图像进一步探讨。汉代图像中，作为最高天帝的太一就佩戴此冠，王煜认为此冠为太一的象征，并且汉代艺术中，与太一密切的神祇也佩戴此冠。笔者通过3号人物的位置与相关图像细节判断，这幅图像中此冠佩戴者（3号人物）确与太一有关，但其并非太一，可能是与其密切关系的太一之使。

　　3号人物的身份需要先识读图像中的圆点。前文所论，这幅图像中有仙人，故此图应与仙界有关，据此我们可推测，图像中的圆点可能为星点。那么，这些星点是否为汉代时人观念中的某种星官？虽然画像绘制者绘制图像多为依据某种粉本，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天文学，但对一些较为常见的星官却是较为熟稔的。这幅图像中星点共有七个，是否为汉代人所认知的北斗？在我国先民的认知中，北斗星有七颗，如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载:“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北斗七星，在汉代墓葬资料中较为常见，有一些图像不仅七星的摆放位置与文献相互呼应，而且有的图像还标有题记。如长安县三里村出土一件朱书陶瓶（图5），绘制北斗七星，并在斗魁中有“北斗君”三字。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天井前坡画像的七星图像（图6），其也被视为北斗。除了解注瓶与画像石外，画像砖、壁画、带钩、厌胜钱、斗城、式盘等中均有北斗图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些北斗图像与这幅图像中的星点摆放位置相差较大，因此判断这幅图像中的星点可能并非北斗。

　　我们观察到这幅图像中的七个星点，被匈奴所驾驶战车分隔成五个与二个，上方的五个星点相倚构成一个五边形的框框，而在下方则散落两个星点。先讨论构成五边形框框的五星，在汉代墓葬中的星象图中，就发现有类似构造的星点。如洛阳西汉壁画墓主室顶脊上的十二幅日月星云图中，有一为靠近黄道的星象呈现为七星，其中西部偏北的五星构成一个五边形的框框（图

　　7-1），夏鼐称此为构成五边形的星点为五车星。陕西靖边渠树壕东汉壁画墓重，在毕宿旁有五星弧连成留口的星环（图7-2、图7-3），此星官东端有白色粉笔题名，漫漶仅见一“车”字，根据其摆放的位置与形式，其亦为五车星。在汉代时人的天文观念中，五车星为五帝的车舍，在《汉书·天文志》中被称为“五潢”，书中记载：“五潢，五帝车舍。”《晋书·天文志》记载：“五车、五星；……五车者，五帝军舍也，五帝坐也。”

　　·天文训》记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学术界普遍认为前揭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画像的七星图像，就是此种观念的图像化表现。在汉代武帝以降的观念中，五帝从属于太一，《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又云：“五帝，太一之佐也。”前揭洛阳西汉壁画中，将北斗与五车星绘制在一起，说明此两者关系与上述所论五帝与太一关系一致。并且该幅图像中的北斗与五车的位置关系，与本文所论的3号人物与五车近似，这似乎为我们勾连出3号人物与太一的关联。

　　威将等，可乘坐天文象车。《汉书·王莽传》记载：“五威将乘乾文车，……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关于“乾文车”，颜师古注引郑氏曰：“画天文象于车也”。可知，乾文车为装饰有天文图像的车辆。《汉书·王莽传》中亦提到，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杀。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驾‘神’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其中司命孔仁“乘‘乾’车”，乾车，即乾文车。

　　·郊祀志》记载，“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皆从之”。新莽的军队中，将将领称为“司命”，是司命人格化的体现。司命与武威将为太一之属，且均乘坐装饰有天文图像的车辆。时人的天文观念中象征车辆的星官，虽不等同于五车星，但象征车辆，且与太一之使官职相符合的星官，五车星与之甚为密切。此外王煜还指出司命孔仁所佩戴的天文冠，可能就表现为“山”字形冠。总的来说，这幅图像中3号人物，其与太一关系密切，可能为太一之使。

　　司命孔仁，其助王莽背负威斗，其中威斗形似北斗。《汉书·王莽传》记载，“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有学者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王莽建国元年的铜方斗，可能就是威斗。前文所论这幅图像中的七个星点并非北斗，亦非威斗。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东北”。毕宿中由两个星点构成的星官，表明其可能为象征胡汉分野的天街。《石氏星经》记载：“昴、毕间二星曰天街。”根据两星点的位置，其位于胡兵与“汉兵”之中，也符合汉人对天街星官的认知。《汉书·天文志》记载：“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由于两星的数量与位置，笔者判断这二星可能为象征胡汉分野的天街星官，但不排除此二星为散星，或其他星官。

　　5号—13号胡人可能为匈奴，其中6号、7号人物分别为御者与车左，11号、12号人物为车徒，8号、9号、10号、13号人物为匈奴骑兵。1号、2号、4号人物为仙人，3号人物由于头戴“山形冠”，其身份较为特殊，与太一的关系密切，可能为太一之使。这幅图像中的七个星点，并非北斗，可能为五车星以及象征胡汉分野的天街二星。总的来说，这幅图像中的人物及相关配置，其符合“胡汉交战”图像格套。星占与仙术：图像含义思索

　　运用于军事作战。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星象占卜还被测算何时出兵或出兵规模。班固《汉书》载：“（建元六年）八月，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武帝视蚩尤旗的出现是祥瑞之兆，此后多次与匈奴交战，都取得了胜利。

　　《开元占经》引《石氏星经》记载：“五车中有三柱，三星鼎足居柱，一名休格，一名旗。”有学者就认为，其中柱为古代插军旗的旗杆，是军事行动的标志。此外，汉代时期的文献中，明确记载了五车星与战争关系。如《春秋元命苞》所记载：“五车三柱，象天下之车；一柱不见，三分一车行；二柱不见，三分二车行；三柱不见，天子自将兵。”《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潢，五帝车舍……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通过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五车星与战争关系密切。这幅图像中的五车星，可能也指向战争。

　　“凡斗、月、咸池立，用兵之夬（决）也”，代表用兵的时机。我们知道在汉代以降的天文观念中，五车星虽与咸池星同属毕宿，但两者有区别，且咸池星位于五车星内。唐代张守节《正义》说：“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其所言两星官的位置，与现代科学手段观察一致。然而汉代天文观念中，有一种五车星与咸池星为一体思想。《汉书·天文志》记载：“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唐代司马贞《索隐》案中元命包云“咸池，言谷生于水，含秀含实，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车舍’”。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因为银河从五边形中通过，因而被看作为池潢，被认为是传话中的咸池。这说明在汉代一部分人的天文观念中，五车星与咸池星是一体的。这幅图像中的五车星，可能也拥有咸池星官的象征兴衰的功能。《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咸池为太岁……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根据前文所论车左与御者位置，五车星指向汉兵兴盛的含义非常明晰。这幅图像中还有天街星，此亦与汉匈战争有关，且指明汉方进攻时机。如《汉书·艺文志》记载：“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是岁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至平城。”

　　·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唐司马贞《索隐》按：“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汉书·天文志》记载：“毕曰罕车，为边兵。”在唐代的思想观念中，毕宿直接与汉强胡弱、四夷朝贡的思想密切相关。唐代张守节《正义》说：“毕八星，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远夷入贡。”总之，这幅图像中绘有五车与天街星官，其应属于用于战争的星象占卜，在这幅图像中象征汉兵兴盛。

　　4号仙人，一手持戟，另一手接住匈奴弓箭，可能是仙术的表现。汉代人企盼仙人的仙术，能帮助军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神仙传》卷四《刘安传》中记载刘安招揽八公皆会仙术，其中提到能够隐藏军队行迹，“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卷八《刘政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仙人会施展的占测兵事吉凶之术，《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神仙传》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这表明仙人运用于战争的仙术是多样。因此，笔者认为这幅图像的几位仙人，可以帮助汉方在战争中建立起一定优势，甚至是汉方取得胜利的重要元素。

　　《汉书·蒯通传》记载：“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文献中虽然尚未揭示安其生所献何种计策，但结合项羽生平可推测与军事有关。

　　东汉时期的汉匈的战争中，有汉方曾使用过仙术的记载。如东汉耿恭为戊己校尉时以毒箭对阵北匈奴，并扬言：“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除了仙术外，鼓吹升仙思想的方士，其方技也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新莽时期，王莽为击败匈奴，遂进行招揽方士，《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于是各种能人异士出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

　　3号人物为太一之使，可能也是图像中汉方获胜的重要元素。一方面，太一车舍北斗，在占星术中具有主杀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太一与战争等军事领域较为密切，在汉代有一些假借“太一”为名的兵书，其中涉及太一与兵的关系。汉代汉方与夷敌的战争中，祭祀太一为重要的环节。汉代武帝时期，太一取代五帝成为最高天神，其原因众说纷纭。李零指出，汉武帝在获得匈奴的“祭天金人”之后，选择将其安放在甘泉山，并作为祭天的偶像来崇拜，这实际上是为了安抚匈奴并稳定北方边疆。他将这个祭天金人视为太一的象征，是为了借助太一的力量来压制匈奴的“天神”，从而凸显太一的最高地位。在与南越的战争前，汉武帝即立甘泉太时用来祭祀太一， 《汉书·郊

　　祀志》记载于同年（公元前112年）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天）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在新莽时期为宣扬皇帝的威德和皇权的合法性，太一之使被派往四夷进行外交活动。这种派遣使团的做法并不排除受到此种思想的影响的可能性。

　　3号人物），不仅佩戴“山”字形冠，而且手持武器。此形象在汉代图像中亦有发现，这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3号人物在图像中的作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东椁箱里一件黑色漆奁中，有一件破损严重的帛画（图8）。近年来，经过广濑薰雄和郑健飞等诸位先生的复原，有学者注意到主神与题记的关系。图画上部正中绘制有翼头戴鹿角样的神祇，其左侧有题记“太一将行”的字样，表明此神祇的身份可能为“太一”，其余神祇关系与之密切。

　　此图像中有两幅佩戴“山”字形冠的神祇，在其旁边有身份题记。其一，在帛画中层最右侧的神像头戴黑色山形冠，左手上举一件兵器，双脚朝向左手。此神像左侧题记为：“武弟（夷）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其二，在帛画中层右数第二神也头戴黑色山形冠，左手上举一件头部形状不明的兵器。双脚朝向左。该神祇左腋下有题记：“丧（桑）林，百兵毋童（动）……禁。”这些神祇题记，很明显指向军事性质。李零引《抱朴子·杂应》为证，认为从全图祝祷词和四个武弟子像的题记看，显然是以辟兵为主要内容，性质应属辟兵图。[43]刘钊则根据佩戴“山”字形冠的神祇的身旁题记，认为此两人是武夷神，是管理兵死者鬼魂，并认为手持武器是其有避兵身份相符合。还应该注意到，1号与4号两位仙人，均手持戟，而亦有学者提出，戟可能也是具有避兵辟邪的符号含义。这些元素体现出来的避兵的思想，可能是一种厌胜方术，避免在军事行动中受到伤害。

　　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汉代的司命可以掌握人的生死。《史记·扁鹊列传》载：“扁鹊曰：‘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新序校释·杂事》中对此的解释是“司，主也，谓主命者。”此外司命作为将者，在战争中有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作战篇》就提到“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此处强调了司命作为军事将领的重要性，这关乎军民的生杀以及国家的安危。综上，从多个方面来看，太一之使（3号人物）在战争中拥有重要作用，其可帮助汉方在汉匈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匈奴方队中还有一犬，在以往相关题材的研究中，常将其当作狩猎图中的元素。笔者认为这幅图像中，犬被绘制于此，可能也与汉方在战争中获胜有关。战国以降，在出师、征战、讨伐等军旅活动时，会祭祀“行神”，祭祀中会使用犬，如《周礼·秋官·司寇》所载“犬人”之职：“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郑玄注引郑司农说云：“伏谓伏犬，以王车轹之。”犬被绘制于胡方，则可能与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有关。犬属于重大祭祀中的五牲，如《礼记·月令》唐孔颖达疏：“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牛为土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犬为金畜，依据五行相生观念，西方金生北方水，与北方相合。“行神”属北方之神，属于水，将象征西方金畜犬，绘制于胡方，可能是为祭祀北方水属行神之牲。另一方面，此犬也不排除是对阴山之犬的借用。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而匈奴即兴起于阴山，犬绘制于此可抵御凶灾，抑或确保汉兵在战争中获胜。

　　说明路途的凶险，需要仙人带领才能顺利，并引用蔡邕的《祖饯祝》：“君当迁行……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导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邢义田认为在仙境中，死者在风伯、雨师、雷公、河伯、大禹、泰山君等的带领下，前往泰山或者昆仑的一段升仙的旅程。但这幅图像揭示仙人的意义用“带领”是远远不够的，还可能需要仙人直接参与到战争中。对于造成战胜匈奴如此困难的原因多样，一方面，升仙本就非易事，对此邢义田已有详述；另一方面，这也与东汉初期汉匈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有关。东汉初期，匈奴在军事上占据一定优势，对汉朝毫不畏惧，多次侵犯北方边境，甚至深入河东地区，导致大量杀戮和抢劫，北方边境几乎没有安宁。到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裂成南、北两部，彼此之间争斗不断。这使得南匈奴投降汉朝，表示愿意永远作为汉朝的屏障，抵御北方的敌人，而北匈奴仍然留在漠北地区。这幅图像也有可能是东汉前期汉匈双方实力的投影。小结

　　“仙人”与胡人的战斗场景，其核心含义与东汉时期流行的“胡汉战争”主题一致，这可能象征着清除升仙或进入死后世界旅途中的障碍。通过对石椁画像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仙人、五车星等元素，这些都指向了战争的主题。文献记载汉代军队利用星占等巫术手段来战胜敌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而这幅图像是为我们提供研究这种现象的视觉材料。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这幅图像产生的时代属于东汉初期，与东汉中后期的“胡汉战争”图像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它恰好处于王莽篡汉和光武中兴的历史过程中，当时谶纬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在东汉后期，随着谶纬的禁止，“胡汉交战”的图像逐渐转变为与“现实战争”相关的内容。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美术考古视域下《历代名画记》所述唐以前绘画的复原研究” (22AF09)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刊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5年第2期，第56-62页。论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期刊原文，引用亦请以原文为准。

　　作者：侍行，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汉唐美术史